一位医生的防疫记忆(齐鲁周刊记者 王欣芳）

2008年6月，陈宪海在四川地震灾区参加防疫工作期间的留影

在山东省中医院病房楼稍显拥挤的呼吸内科办公室，记者见到了45岁的陈宪海。从医二十余年，从年轻的医学院毕业生到今天的呼吸内科教授，陈宪海有着怎样的防疫记忆？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肺病科陈宪海

“赤脚医生”的碎碎念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济宁乡村，疟疾开始蔓延。还在上小学的陈宪海并不知道疟疾的严重，功课不紧，他也乐得轻松，在校园里到处疯跑。

“有位老师脸色苍白，不停的抖，说觉得冷恨不得穿上几层棉衣。另一位老师打趣到：‘人家都热得要命，你却凉快的很啊’。谁知几分钟后，他也打起了冷战，而前一位老师却又开始发烧，脸变得通红。”陈宪海突然意识到，这种叫做疟疾的病近在身边，传染这样容易，而且迅速，也不由得紧张起来。

那时候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制，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负责着几乎全村的治疗和预防工作“一边肩膀上背一个药箱，里面放满了各种药丸，红的治疗，白的预防。而另一边，手里提着个装着热水的大水壶，用一根红绳把唯一的烤瓷缸子系在壶上，就这样一身行头走到田间地头去。

“他吆喝一声，地里的人就聚过来。药丸每人一颗，倒一缸子水，盯着他们喝下去。”一个汉子正在掰棒子，怎么吆喝都不出来，医生就走进地里去，帮着一起掰，还一边嘟囔着：“把药喝了吧，你把药喝了吧！”直啰嗦到汉子的耳朵起了茧，一口吞下药丸，医生才结束自己的“碎碎念”。

“也有些人觉得是药三分毒，假装把药吞下去了，医生转过头他就吐出来——我就专门看着，然后告诉医生。”陈宪海放学后便开始扮演“赤脚医生”的小跟班，跟着医生到跑，也帮着分药给病人。

陈宪海简直崇拜村里的医生了——发疟疾的人吃了他给的药丸，见效很快；卫生所里药物种类繁多，但他每一样都记得那么清楚；病人讳疾忌医闭门不见，医生翻墙而过，小跟班在外头听见一阵狗吠和“哎呦”，等门开了，医生呲牙咧嘴拖着被咬伤的腿走出来——三十年后，小跟班已经成为科室一把手，回忆起来却还忍不住笑出声来——对疟疾的认识和恐惧，就在这种笑声中慢慢变淡，只剩下记忆中红红白白的药丸，像是包治百病的“仙丹”。

小鼠药摊“导演”的疫病

1986年，小跟班从医科大学毕业，到济宁嘉祥县做一名名副其实的医生。当时刚刚实行包产到户，原本集中在公社的粮食开始分散到各家，跟粮食同步分散的还有老鼠，家家户户开始大肆灭鼠。

“当时刚刚兴起农贸市场，有很多卖鼠药的人支一个摊子，将自己的战利品一字排开，”陈宪海描述着，“赶集时我一眼看到其中的黑线姬鼠，当时就担心，死鼠的病菌很容易在人群中传开，果真不久，鲁西南的乡村开始出现由鼠类传播的流行性出血热。”

那段时间，刚刚毕业的陈宪海接到很多类似的病人，进门就说发烧，头疼、腰疼、眼眶子疼，而且脸、脖子、胸口发红，有一些病人眼结膜充血，像是喝醉了酒。

“来就诊还好，有一些以为是感冒，在家随便吃几片药，结果到医院时已经低血压、肾衰竭甚至休克。”由于症状复杂，很多就医的病人可能被误诊为急性肾炎、肠胃炎、或者关节炎，“等出现死亡现象，人们才开始领悟，这种流行性出血热实在厉害。”

虽然知道这种病症只会人鼠传染，但年轻的陈宪海还是忍不住紧张，这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恐惧。有时候看到病床上皮肤肿得发紫的病人，又恨不能有几粒红色仙丹。“看着被白床单覆盖的病人被推出病房，自责地恨自己技术不够、回天乏术，到现在都记得那些病人的样子，水肿咯血休克……”

在叙述里陈宪海陷入了沉思，片刻之后说：“那是动物传染典型，果子狸和非典，家禽和禽流感，以及现在的甲型H1N1流感其实也类似：但这绝不是人与动物、与自然的较量，彼此的和谐相处也许才是解决问题的捷径。”

抗震时期的乡村防疫

2008年6月1日，陈宪海背着药箱走在四川平武灾后崎岖的道路上。

两天前，陈宪海作为第二批抗震救灾医疗工作者来到灾区，负责巡诊和预防接种工作，“12岁以下的孩子必须全部接种甲肝和乙脑疫苗”。负责区域内的平武县龙安镇两河堡村的海拔接近2000米，一座大山仅居住十几户居民，山路狭窄，汽车根本开不进去，而甲肝疫苗需要冷藏，移动冰箱又不方便随身携带，所以医疗队决定将冰箱放在汽车上，陈宪海与同行的队友则沿着崎岖的山路，挨门窜户给居民检查、看病，然后召集孩子们到山下接种疫苗。

“越是平坦的路越不敢走，因为泥石流和滑坡的可能性更大。”陈宪海和同事背着药品、食品走了两个多小时才见到第一户居民。

“他告诉我，此前从没有主动看过医生，也没有医生上门看病，他头疼失眠了近十年，每次都是赶集时顺便到镇上的门诊拿点药吃。我给他做了检查才发现，他的高血压很严重。”

大灾后生态环境脆弱，人的免疫能力也相对较弱，所以往往突发疫症，尽管当地救灾指挥所千方百计保护水源和食品卫生，但仍然无法保证水源的纯净度。再加上天气变化无常，帐篷潮湿水凉，所以灾区人们常常出现腹泻症状。

“由于宣传到位，大家的防疫意识很好，到帐篷学校去给孩子接种疫苗，都很自觉的排队。”陈宪海拿出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孩子冲着镜头做了一个“V”字，脸上笑容明朗。

本来救援队计划在蜀地驻扎半个月左右，但由于交通不变，后续部队没有按时到达。“当初为了不占用灾民资源，我们从山东带来半个月的口粮，后来粮食吃完只好跟着当地部队吃，方便面是每天的主食。”陈宪海稍微停了一下，“当地居民看到我们没得吃，一个捡垃圾为生的老人买了西红柿和大米给我们送来，有时候想，我们跟灾民，到底是谁支援谁呢？”

地震一年以后，陈宪海提到自己在四川灾后乡村的那段经历仍然感慨万千，“若要改变乡村防疫和医疗现状，新医改是不够的，最重要的，需要专业而且敬业的医护人员到基层去，这不是赤脚医生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