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破除“恐艾论”，艾滋病眼病救治有法

眼睛是一个可以感知光线的器官，因为有了眼睛了存在，人们才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也让世界不再是一片漆黑。但对于眼病患者，尤其当艾滋病患者遭遇眼病时，他所承受的压力与苦楚远非普通眼病患者可以比拟。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不仅在诊治技术，在人文关怀层面都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北京朝阳医院 陶勇教授
医学界：近年来，无论是大众还是医务工作者，对艾滋病的关注度均有所提升，您可否解释一下艾滋病眼病患者的救治现状？
陶勇：众所周知，艾滋病是一种传染性疾病，但是它的传染方式是比较特定的，并不像很多人所恐慌的那样，同桌就餐、聊个天或者握一下手就会感染致病。由于艾滋病的宣传知识不到位，甚至闻艾色变的医务人员也不在少数，这必然导致艾滋病眼病患者求医无门，很多患者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到我的门诊时病变已经属于晚期。
从专业角度说，艾滋病并不可怕。出于医生的责任感，我很愿意为这部分人群提供医疗服务。
医学界：艾滋病眼病到底有何临床特征？
陶勇：毋庸置疑，艾滋病患者的免疫能力是低下的，一般很难对健康机体发挥致病作用的病原微生物，在艾滋病患者就可能引发病变，最常见的就是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CMVR）。此外，还有HIV视网膜病变、急性视网膜坏死（疱疹病毒感染）、卡氏肺囊虫病（囊虫也可引起眼部感染），以及一些真菌和细菌都可以导致自发性、内源性眼部炎症。
可以肯定的是，艾滋病眼病的早期干预治疗效果甚佳。我经治的艾滋病眼病患者中，早期治疗后视力基本能恢复到0.8~1.0，即便不幸拖延至晚期的患者，积极救治也完全能保住生活视力，至少让他们生活自理。
医学界：在艾滋病眼病围手术期，医生需要采取哪些特殊的防护措施吗？
陶勇：经过探索实践，我们现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严谨的防护流程，能够确保医生在操作过程中的安全，具体涉及手术铺巾、手术贴膜、手术器械必须符合递送规范、手术器械消毒等方方面面。如此严格细化流程，就是为了减少医源性传播。实际上，我本人已经治疗了数千名艾滋病眼病患者，迄今我、助手以及科室护士未出现一例防部不当所致误伤或事故。
但艾滋病患者的免疫力低下是不争的事实，在临床护理方面有诸多细节仍不能盲目放松：日常刷牙时，要尽量选用轻柔的软毛牙刷，否则一旦牙龈出血，必然导致牙龈炎风险增加；对于眼病手术患者，尤其要注意眼部卫生，我会叮嘱患者手术后一周内尽量不要洗头、洗澡，为的是避免不洁的东西误入眼睛，会通过选择适宜的抗生素滴眼液来预防术后感染，也要强调日常活动尽量轻缓，因为一旦由于剧烈活动导致视网膜再次脱离，不仅意味此次手术失败，还可能面临再次手术成功概率渺茫的不良结局。
医学界：您可否简要介绍一下艾滋病眼病的手术治疗方案？
陶勇：以艾滋病眼病患者的玻璃体切割术为例，时机把握一定要“准”。由于视网膜脱离常常是归咎于其他原因，包括急性视网膜坏死或者CMVR，所以要确保避开症活动期实施手术，所以应在术前积极给予抗病毒治疗，待平稳渡过急性感染期后再行手术。
如果遇到复杂的艾滋病眼病患者，这类患者在确定玻璃体切割术方案时还必须兼顾考虑患者并存的白内障和青光眼问题，此时我们往往倾向于采用联合手术策略——青光眼+白内障联合手术，青光眼+玻璃体切割联合手术，抑或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切割三合一联合手术。
医学界：您多次谈及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它高发于哪类人群？房水检测对于判断病情有何价值？临床治疗方案有何特殊之处？
陶勇：临床诊治CMVR时，主要需观察CD4细胞数量：CD4细胞<200/μl，属于高危人群；CD4细胞<50/μl，提示极高危人群。我不止一次在艾滋病相关学术论坛上嘱咐医务工作者，一旦发现艾滋病患者出现CD4细胞数量很低的情况，务必建议他接受眼科专科检查。可喜的是，如果患者能够早期确诊CMVR，针对性治疗后可恢复到接近正常人的视力。
房水病毒检测对于疾病确诊、病情判别几乎是不可或缺的。临床上，根据经验和影像学结果难免存有误诊概率，采用实时定量PCR法完成眼内液巨细胞病毒检测作为一种常规手段被证实是安全有效的检测方法。后续在药物治疗过程中，还定期监测房水病毒载量，已调整治疗方案，相关研究结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供同行借鉴。
谈到治疗，必须要明确的是，唯有免疫力特别低下的人群才有机会罹患CMVR，如白血病骨髓移植术后、器官移植术后或者艾滋病患者等。相比其他病因患者，我们会叮嘱患者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持续监控、定期复查，治疗显效并不意味着能一劳永逸，只要CD4细胞数量尚未回升到正常标准，就无从摆脱复发危险。
医学界：据悉，您近期在北京地坛医院自掏腰包给一位艾滋病患者行眼部手术，可否提供一下具体情况？
陶勇：这是一位东北患者，几年前曾在我门诊就诊，当时已确诊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经过积极抗病毒治疗后病情稳定，后期仍并发白内障、视网膜脱离，但因艾滋病患者身份遭到当地医院拒绝治疗的情况，病情难免被延误，目前只剩手动和光感视力，生活难以自理。更为可惜的是，碍于经济困难而无法承担手术费用，无奈之下，他托人转告我，出于不忍心眼睁睁看着他再次错失最后的手术机会就此失明，我决定出资承担手术费用。天遂人愿，我在北京地坛医院实施手术的第二天，他就能看到手机屏幕的文字了。
这虽然只是个案，折射出艾滋病眼病患者的临床境遇，但医生个人的救助能力与范畴极其有限，还需要整个群体正确认识艾滋病、正确引导患者，切莫再上演如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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